96年给女厂长开车，我说家里穷娶不起媳妇，她说：你看我怎么样

一九九六年的年给女厂冬天，南方的长开车说冷是浸透到骨头缝里的。那年我二十四岁，家里刚从部队退伍一年，穷娶托老战友的不起关系，在沿海一座正处于大开发时期的媳妇城市里找了份工作——给一家私营服装厂的女厂长开小车。

车是年给女厂一辆黑色的桑塔纳2000，在那个年代，长开车说能坐上这车的家里人非富即贵。我的穷娶老板叫林雪，比我大五岁。不起第一次见她时，媳妇她穿着修身的年给女厂呢子大衣，头发盘得一丝不苟，长开车说眉眼间带着那种常年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磨砺出的家里冷厉。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只问了两句话：“当过兵？嘴严不严？”

我点点头，说了句：“领导怎么安排，我就怎么执行，绝对不会说不该说的话。”

她罕见地嘴角动了一下，把车钥匙扔给我：“好好干，不会亏待你的。”

我的司机生涯就这么开始了，那时的沿海城市就像个大工地，国道上大卡车横冲直撞，灰尘漫天。林雪的服装厂刚盘下了一个濒临破产的国营老厂，几百号人的生计压在她一个人肩上。每天清晨六点，我就得把车停在她家楼下，一直到深夜十一二点，再把满身疲惫、有时还带着浓重酒气的她送回去。

我不爱说话，但在部队里养成的眼里有活儿的习惯一直没丢。桑塔纳的里里外外，每天都被我擦得一尘不染；车里总备着两条干净的毛巾、一壶温热的白开水，还有几盒用来应酬的香烟和几包苏打饼干。我知道林雪胃不好，她经常为了赶场子谈生意，一天吃不上一顿正经饭。

三月份的时候，厂里遇到了一次大危机。一批发往俄罗斯的羽绒服因为合作方的问题被压了款，资金链断了，布料供应商天天堵在厂区门口要账，工人们也因为拖欠了半个月工资开始人心惶惶。

那几天，林雪几乎住在车上。我开着那辆桑塔纳，带着她跑遍了市里的各大银行和相关的企业。她坐在后排，手里一直攥着那个黑色的摩托罗拉中文寻呼机，每响一次，她的眉头就锁得更紧一分。

有一天晚上，去见一个欠款的大客户。那人在市里一家挺高档的夜总会包厢里，摆明了是要刁难她。林雪带着我进去的时候，里面乌烟瘴气，几个大老板搂着陪酒的女孩，指着桌上那一排倒满烈酒的玻璃杯说：“林总，规矩你懂的，一杯一万，喝多少，我今天就给你结多少。”

林雪的脸色苍白，但她咬了咬牙，走上前就要端杯子。我几乎是本能地跨前一步，挡在她身侧，伸手按住了她的手腕。

包厢里安静了一瞬，那个大客户眯着眼睛看着我。我没松手，直接端起桌上的一杯酒，仰脖子灌了下去。那酒像刀子一样顺着喉咙刮到胃里，我强忍着反胃，一杯接一杯，连喝了六杯。

“各位老板，我们林总今天胃出血，医生说了沾酒就得进抢救室。”我放下空杯子，目光平视着那个大客户，“我是她的司机，剩下的，我替她喝。”

那天晚上是怎么走出夜总会的，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手里紧紧攥着一个装着十万块钱的袋子。我在路边的花坛吐得天昏地暗，林雪站在旁边，没嫌弃我身上的酸臭味，用她那件昂贵的呢子大衣替我挡着风，一边拍我的背，一边把温水递到我嘴边。

“李诚，你不要命了。”她的声音有些发颤，不再是那个冷冰冰的女厂长，反而带了些小女人的慌乱。

“任务完成，林厂长。”我擦了擦嘴，勉强咧嘴笑了一下，“就是有点糟蹋好酒了。”

从那以后，林雪再坐车，就不坐后排了。她总是习惯性地拉开副驾驶的门，坐在这离我最近的位置。我们之间的气氛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她不再只是把我当成一个拿工资的司机，有时候在长途路上，她会跟我聊起她的过去。

我知道了她其实也是苦出身，十八岁就在纺织厂当女工，后来踩着改革开放的浪潮，靠着摆地摊、倒腾布料一点点拼下这份家业。她结过一次婚，前夫拿着她赚的钱在外面花天酒地，甚至还在喝醉后对她动手。她净身出户，拼了命地把现在的厂子做大。

有天夜里，她看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路灯，声音很轻，“别人都叫我女强人，其实我就是怕，怕手里没钱，怕再被人踩在脚底下。”

我握着方向盘，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能把车里的暖风开得大一点，说：“林厂长，以后有我在，没人能欺负你。”

她转过头看了我很久，眼睛里闪着些我看不懂的光，最后只是轻轻“嗯”了一声。

日子一天天过，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好，我的工资也跟着涨了。那时候，我每个月发了工资，除了留点饭钱，剩下的全都准时汇回苏北老家，因为我家太穷了。

父亲早年因病去世，母亲一个人拉扯我和弟弟长大。弟弟马上要到谈婚论嫁的年纪，女方家里要三千块钱的彩礼，还要在村里盖三间大瓦房。母亲隔三岔五就让村长给我打电话，或者托人写信来，话里话外都是家里的难处。

村长在村委办公室的电话里叹着气对我说：“诚子啊，你弟这婚要是结不成，你妈那身子骨怕是熬不住了。你在大城市赚大钱，得顾着点家里，还有你自己，也老大不小了，得攒钱娶媳妇啊。”

娶媳妇？对那时的我来说，这三个字就像是天方夜谭。我一个从乡下出来的穷小子，没学历没背景，一身力气全用来填家里的无底洞，哪有姑娘愿意跟着我受苦。

转眼到了秋天，九月底的一天，林雪去邻市看一批进口的缝纫设备。那天很不凑巧，回来的路上赶上了罕见的暴雨。九十年代的省道本就坑洼不平，雨水一泡，全成了泥浆。为了避让一辆突然变道的农用三轮车，我猛打方向盘，桑塔纳的前轮深深陷进了路边的烂泥沟里，彻底熄了火。

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雨刮器疯狂地摆动，依然看不清前方的路。大哥大在这样的雷雨天里一点信号都没有。

“没办法了，林厂长，今天可能得在车里过夜了。”我有些懊恼地捶了一下方向盘，心里满是自责。

林雪倒是不慌，她看了一眼窗外昏天黑地的雨幕，把座椅往后调了调：“正好，我也累了，权当放假。”

车里的温度渐渐降了下来，我从后备箱翻出一件军大衣，那是我从部队带回来的，一直放在车里备用。我把大衣递给她：“盖上点，别冻感冒了。”

她接过大衣，突然问我：“李诚，我看你这几天一直心事重重的，连着抽了好几包烟，出什么事了？”

车厢里很安静，只有外面噼里啪啦的雨声。我本来不想说，但在这样封闭而狭小的空间里，面对着她关切的眼神，我心里的那道防线突然就塌了。

“没什么，就是家里的事。”我低着头，从口袋里摸出半包香烟，想抽，看了她一眼，又塞了回去，“我妈催着我寄钱回去给我弟盖房子娶媳妇。”

“那你呢？”林雪侧过身，认真地看着我，“你都二十四了，在你们老家，这个岁数早该抱孩子了吧。”

我苦笑了一声，搓了搓粗糙的双手：“我？我这辈子怕是悬了。林厂长，你不懂我们乡下。我每个月赚的钱全寄回去都不够填窟窿。我家里穷，穷得叮当响。像我这种条件，要钱没钱，要房没房，还要拖着一个生病的老娘，谁家姑娘眼瞎了能看上我？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家里穷，我根本娶不起媳妇。”

我说得很平静，但心里却像被针扎一样疼。这就是现实，硬生生、血淋淋的现实。我不想在她面前装什么硬汉，在她这样的女强人面前，我的自尊心本就可怜得所剩无几。

林雪没有说话。车厢里静得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已经睡着了。她突然动了一下，把身上的军大衣分了一半，盖在我的腿上。她的手很凉，但触碰到我手背的那一刻，却像是有电流穿过。

“李诚，”她的声音在雨夜里显得格外清晰，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柔和坚定，“你看我怎么样？”